“中国要复兴、富强,必须在开源软件领域起到主导作用,为了国家安全和人类发展,责无旁贷,我们须为此而奋斗”——By:云客
在华为打拼杂记(一)——曹贻安
九一年我和一好朋友来到深圳开始打拼,先去到一个国有企业找工作,该企业生产小型电话交换机,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国有企业,进人是有指标控制的,不是想招人就能招的,但蛇口有家叫华为的渔民办的个体户公司也做交换机,你们可以去那里试试。当时从深圳到蛇口还挺远,出了上海宾馆感觉就已经出了深圳似的,坐在中巴上看着售票员麻利的上上下下招呼着乘客,这在内地还很少见,觉着挺新鲜的,这么晃了近一个小时,我们去到了蛇口这家叫华为公司应聘,公司是在一栋有六层厂房的楼里,公司只租了一层,但装修还不错,进门右边是一个玻璃砖装饰的会客室,公司老板接待了我们,说公司很需要懂交换机的技术人员,并让总工程师郑宝用面试,因为我们曾经设计和生产过交换机,所以随便聊了聊就同意我们上班了,工资待遇是每月三佰五十元。
第一天上班并没有让我们在楼里呆着,而是送到西乡一个同样是六层楼中的,同样租下一层的厂房里,这里没有任何装修,没有空调,几张桌子上摆放着几个小机框和几台仪器,地上放着几箱电路板,还有一个很大的风扇,靠墙边有一排床,每张床都被蚊帐罩着。一个主管安排了我们的工作后就走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这几箱电路板修好。我们可是设计和生产过交换机的,修电路板真是小菜一碟,一个上午这几箱电路板就全部修完了。俩人觉着无聊,就开始找事做,正好守厂房的师傅买了一台热水器还没安装,我们就主动承担了任务,切管、攻丝、接电一下午安装完成,师傅很高兴晚上可以洗热水澡了。我们互相也笑自己大老远跑深圳来当水暖工了。
第二天郑总提出让我们各自做一个我们维修的小交换机的优化方案,有正事做了很高兴。深圳天气很热,衣服是穿不住的,又没有女士,索性我俩就光着膀子,穿条裤衩在偌大的厂房里伏案做功课。得说说我们吃饭是如何解决的,周围几栋厂房是没有食堂的,到饭点楼与楼之间的空地上,会有人推着板车来卖饭菜,一辆板车上有六个大桶,二桶是饭四桶是四个菜,楼上楼下的小电子产品生产线上有大量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一到饭点楼下就会排成长长的队,每份饭菜一到二块钱左右,去晚了可能还吃不上。我们比打工妹唯一的优势是可以提前下楼买饭。
一周后我们各自做完了方案,拎着行李回到了蛇口公司里,向总工汇报完,大概了解了我们的想法后就让我们留在公司继续做优化。终于可以留在公司了,并给我们安排在一个可容下六人的办公室里,有空调可以不用满身臭汗的干活,舒服多了。
我们搞的优化方案实际无多大意义,因为当时公司已有空分用户小交换机和空分局用一仟门交换机两个项目在做,如果用户小交换机能完成,那我们优化的再好也是要淘汰,所以我们还是极力推荐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但公司当时还没有人了解数字程控交换机,而我们刚到公司,要让公司相信我们的能力也不现实,所以项目很难被提到日程上来。如何能让公司相信我的能力,得靠自己争取和把握机会了。
我们办公室有六个人,其中莫军是负责在卖的小交换机技术支持,公司当时是用的自己生产的小交换机作为公司的总机,但常常打着电话时突然就断线了,一直找不到原因,有天负责该机器研发、也是新用户小交换机的项目经理郭平跑进我们办公室,对莫军说又掉话了,快去查查原因,俩人去了一会回来还是摇摇头,我说我能看看机器图纸吗?莫军很爽快的说没问题,我走过去翻到用户电路板图纸研究了一下,发现是设计问题,就建议加个钳位二级管就不会掉话了,莫军半信半疑的按我说的做了,从此就不再断线。莫军由衷的说了句:困扰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问题,你这么简单就解决了,厉害。
我和我一起来的哥们还有一个刚进公司的同事孙进进,在公司附近的农民小楼里租了一间房,没有空调只有一个破旧的摇头电风扇,我们回小房只是换洗衣服,睡一晚会浑身热出痱子。还是公司舒服,所以我们都去公司领上一张床垫、一个枕头、一条毛巾被,困了就往桌子底下一躺,醒了就去洗把脸接着干活,公司有一日四餐的饭很好吃。所以我们很少回小屋。至于后来有人总结为是公司的垫子文化,我还真没觉着这是文化。有天我们回到小屋聊天,说到莫军每月工资好像有一仟五,我们要是能拿到就好了,这样每月可以存一仠,一年能存一万,十年后我们就是十万元户,哈哈可以退休回家了。
一个月后我的工资由三佰五涨到八佰,有天老板找我们几个新到公司的研发人员聊天,问到你们到公司已有一段时间了感觉怎样?我说挺好的,不过还什么都没干工资就涨到八百,感觉过意不去,老板回说:少来这一套,以后给你八仟你都会嫌少,以后你买房子就买阳台大的。看到我们一脸茫然后又笑着说:用来晒钱啊,深圳太潮湿。但这时和我一起来的哥们不舒服了,他的工资只从三佰五涨到五佰,员工的工资互相是不知道,我无意的一句话让他在公司没做多久就自己创业去了。
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设计数字程控交换机上,小部分时间应付优化小交换机,因为我觉得公司早晚要走这条路。时间一晃就到年末了,全国各办事处的大佬们都回公司总结、调整和学习,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听研发人员介绍新产品,不知什么原因老板想起要我去做个数子程控交换机原理的讲解,机会来了。我简单易懂的说明了一下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原理,最后总结为一句话,数字程控交换机就像窗户纸里面的东东,你没捅破时觉着很神秘,一担你沾点口水捅破它就会发现原来不过如此而已。上午交流完,下午我和哥们经朋友推荐去到另一家公司,希望能有机会研发交换机,另一家公司还真同意我们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
第二天下午我们回到公司办离职手续,在饭堂喝茶聊天时才知道,上午老板和市场部人员讨论产品时,他们说销售空分机在市场上已经很困难,强烈要求公司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这时老板进了饭堂,一脸严肃的对我说:你去找纪平,有个进深圳的户口指标,你去办吧。我们这种私营企业进深圳的户口指标是奇缺的,这无疑是同意我研发数字机了。
在华为打拼杂记(二)——曹贻安
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项目确定上了,我去找老板立军令状:公司投入五十万元我保证研发出数字机来,老板听后不屑的说:你研发出来后我把它扔到海里去,五十万能干啥,公司要最好、最有竞争力的产品,钱你不用管公司会想办法,人没有,你全国去招。就这样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的任务就由我一个光杆司令开始了。
公司当时的影响力不大,来应聘的人员不是很多,我只好通过深圳的人才市场来招聘,基本上只要是学电子技术的我都会要,但所有应聘人员就没有一个是搞过交换机的,各邮电院校学交换机的毕业后肯定会选择去电信局,所以所有招来的都是新手。
国内研制出数字程控交换机当时比较有名的有郑州工程兵学院的04机和邮电部第十研究所研发的二千门交换机,邮电部组织各生产交换机的厂家与他们联合生产,公司也出了一些费用而加入了生产十所的产品。其实就是低价买进来再卖出去。而公司也就买了一台十所的二千门设备,卖出去后给用户开通还是跟我一起来深圳打拼的哥们去干的。
郑州信息工程学院研制出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是中国在大型交换机研发上的里程碑,邮电部也非常重视,组织了很多邮电部所属企业生产和销售,从理论上来说应该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但军队受到人员编制的影响,不能增加研发人员,所以该技术只有少数几个人掌握,主要研发人员在成名后,大量的时间忙于事务性工作,业务上有新的需求时他们无法满足,而核心技术他们又死死攥在手里不放,无法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当时也去郑州学习过,他们主要研发人员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介绍并且还让我们参观了机器,几乎每块电路板都拔出来让我们看了,我估计他们是在显示他们的成果,认为我们研发不出来。04机的成功与失败已经有很多专业人士进行了研究与总结,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是简单的认为是骄傲自大和机制问题让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最终走向了没落。
十所举办技术培训班,我带着新招来的十几个人来到古城西安,人员有李仪、易兵、任育胜、小徐文伟、吕学峰、刘启武、刘全伟、罗荣新等,白天去十所上课,晚上设计自己的交换机,实际来西安有三个任务,学习、设计和引进人才。
因为我原来在株洲承包邮电工厂时是有研发交换机,那时已经跟十所建立了关系,我曾经以邮电工厂的名义在十所学习了一个月,与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的项目负责人关系很好,基本了解十所二千门数字程控交换机。所以白天上课我会更多的注意兄弟厂家有没有水平高的,发现了就会在课间主动交流,晚上就请他们吃饭、吃夜宵,他们都是在国有企业,住招待所吃食堂,我们是住酒店下馆子,开始胃口还不错,饭菜基本能吃光,几天后剩菜越来越多,我只好下令早上必须起来跑步,谁不起就罚他把剩菜吃完,(现在来看,能在西安古城墙上跑步是一生难得的机会)。有天李议早上没起来跑步,晚上我们请了三个兄弟厂家的朋友一起去吃西安有名的饺子宴,当一轮轮饺子端上来时三个朋友傻眼了,从没见过这么漂亮和好吃的饺子,像菌菇饺子一口咬下去,鲜美的汤汁余香不散,还有那包裹鲜嫩蘑菇的肉馅,让人停不下了嘴。我忘了有多少轮,反正每上一轮饺子刚好多出一个,李仪开始还挺得意这么好吃的能多吃一个,让其它人流口水,但越往后越受不了,最后撑得躺倒在椅子上,我们只差叫救护车,好像休息了近半小时才能起身,从那天以后近一周李仪见到什么吃的都想吐。西安的小吃也是非常的捧,晚上去红灯小吃街吃烤羊肉串喝啤酒自不用说,而像樊记腊汁肉加馍,香气诱人,色泽红润,腊汁肉肥而不腻,白吉馍酥香松脆,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就只有口水! 这么多的小吃也让我们有理由请朋友一起品尝,让他们羡慕,流连忘返,就算能坚持回到原单位,估计也撑不住几天就想我们了。但有一条十所的技术人员我们是不能接触的,公司与十所有协议,尽管我们也常常请授课老师吃饭,关系非常不错,但决不动员他们来华为。我记得十所二千项目组有个软件大拿,水平很高,他也常常跟我们一起吃羊肉串喝啤酒,非常羡慕我们,几次表达想来公司的愿望,我们也非常需要他,但最后还是咬牙坚持没接他的茬。其间我们还去体育馆看了场潘美辰的演唱会,很巧在航天部第四研究院工作的太太也看了这场演唱会,只是我们彼此不知道地球上还有对方存在。最后一个多月下来我们很好的完成了学习和设计任务,并带走了三个很不错的朋友毛生江、杨汉超等。其中毛生江最终还接替了我项目经理的职务,杨汉超也担任过公司级副总裁。
从西安回来后,我们项目组并没有回到公司办公,而是驻扎在公司最早成立时的一个民宅里,一个顶楼三室两厅的房子,但楼顶的天台很大,用玻璃装饰出有一百多平米的玻璃房,成了我们办公室,楼下三室两厅是我们的卧室,附近的餐馆自然就是我们的食堂。当然吃饭的钱不用自己掏,我买单公司报销。
我们是全国各地刚来深圳打拼的一群人,没有条件接家属和女朋友来深圳,所以这期间我们没有节假日,天天都在做研究与设计,公司也很支持,买了一些当时很好的小型机和仪器仪表,我们困了就下楼休息一下,醒了就上楼工作。有个女孩叫李利的来应聘,也是我长沙老乡,是学电子的,研究生毕业,在我们办公室软磨硬泡了一天我们也不招她,一屋子男生突然来个女生多不方便。过了一段时间李利又来了,我说来多少趟也没用,结果人家是来显摆的,她被一千项目组录用了,说让我们后悔吧,她后来在公司还真做到过海外市场部总经理,我去海外工作还真是在她手下。
在华为打拼杂记(三)——曹贻安
公司是集体股份制企业,会给员工根据其收入、职位和表现情况来配股,早期销售收入每年都能百分百的增长,所以每一块钱的股到年底能分到一块钱的红。由于在国家眼里公司是个体户,所以比较难贷到资金,因此公司成立了一个内部银行,员工的所有收入都存到内部银行自己的账户上,比国家银行利息高点(公司成长壮大后有人检举揭发,国家取缔了内部银行),这样也能缓解一些公司资金的紧张。当然你的股票、工资、奖金也都成了白条,公司垮了你也就啥也没了,公司也很清楚你有多少钱,公司早期在给你配股时就参考你账上有多少钱给你配多少股票,反正你别把钱拿走。有些员工会想,公司明年还能有饭吃吗?我的钱会不会都成纸了,不敢赌的人到年底分完红就走人了。每年都会有很多人要离开公司。
公司早期招了不少科大少年班的小孩,有个叫聂建林的是负责写Jk1000交换机软件的,他在一个礼拜就可以让交换机能通话,他可以用机器码这种东西来编整个程序,任何一款设备,包括我们的绘图仪出现问题,他都能修,非常牛。有次我的计算机出了点问题,正好他在边上聊天,他接过计算机随便敲了敲,然后告诉我说:有个扇区坏了,我帮你屏蔽掉,你可以接着用。他要离开华为时,据说老板想用送套房子来挽留他,但没用他还是走了。段志刚原来在国家研究院搞航天电源的,他负责研发和生产交换机的配套电源,有了一定资金积累后也是马上辞职自己开生产电源的公司去了。
那个年代员工有了十几万元积蓄后还真有点担心,但幸运的是公司虽然每个时期都会有每个时期的困难,但最终都能顶过去并且还有百分百的增长。代理交换机销售不行了,自己的空分用户机项上去了,局用空分机出来又增加了农话销售,空分机不行了我们的数字机又全面开售。之后移动项目开始发力……。
九二年底,当时邮电部下属电信总局的总工程师到国外考察回国后路过深圳,也不知道老板通过什么渠道把人家一行三人给请到公司,老板让我给他们讲讲公司数字交换机的研究成果,老板和郑宝用也一同陪听。这次交流了很长时间,我介绍了大型交换机网络构成的状况,04机是采用全时分网络结构,当用户数达到万门以后,再往上扩容网络结构将会增加一个乘方的网络模块数量,成本会成几何数量的增加,而且实现起来也很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采取其它方式,比如引入空分慨念,美国人就是这么干的,但美国人做的时分网络没有04机的结构做得好,毕竟老美研发的时间要早很多年,而且大型的设备要改的话很麻烦。所以我们在做方案的时候,我是取两个优势概念混合体,到达一定大容量的时候,成本还是能控制得比较好。他们很感兴趣,问的也很细,因为他们是搞引进的,又是电信总局的总工程师,在电信领域技术上是最权威的。交流完后大专家对着老板说:我们邮电搞了十年的交换研究,还不如你们这两年的成绩大。
没多久三室两厅就装不下我们了,我们只好搬回公司,很快公司到处也都挤满了我们项目的员工,项目也分开为用户数字机和局用数字机。对于我一个函大毕业的,如何能领导好这么多的优秀人才,没什么捷径,你只有比他们更努力,掌握了更全面的大局观,你才能带领好你的团队。我说个小例子,有次刘启武在了解一国外机器的信令板,有一周时间了按理说他应该已经完成,我问他怎么样了,他说:基本都清楚了,但有一很大量的软件一直想不出是干什么的,好像是什么码但又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我说:你看看是不是十三折线码,他回头一查果然就是十三折线的编码,很快他就完成了该板的设计,所以有时候你在关键点上的一点提示,会让你的下属认可你的能力,进而团结在一起。从项目成立到我离开,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就像在学校一样,关系非常简单、和谐、齐心,几乎没红过脸,也没有任何人搞名堂。只有一次任育胜到总工那里打小报告,总工就过来唧唧歪歪半天,影响我们的进度。我就这事召开了一次谈心会,在会上我说到:从目前来看,你还没有取代我的能力,所以你搞任何动作都不会把我撤掉,你趁早别搞。等到我不行的时候,不用你搞,我自己会走。你现在的所做所为只会给我们制造麻烦,影响进度,之后他也不再搞了。我不要求下属加班,但每个月我都会遵照老板的指示:不让雷锋吃亏,而调整他们的工资,出活又快又好的,工资马上就涨。你想去潇洒,游玩,OK,没人拦着你,但影响了工作拖后腿,那工资肯定不会动,有可能还会降。当然一般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大家都很努力,尽管工作很辛苦但很快乐。
九二年股票市场很火爆,谁买到股票感觉就像发了大财一样,楼下有个证劵公司,有天早上起来(我们很多人常常睡在公司)发现有几个员工没来,一问才知道楼下已经被排队买股票的人挡住了路,排队的人怕插队而是一个抱着一个非常坚决地不撒手,他们只好在楼下看热闹,这么大的诱惑我们项目的人员却没有一个人去买股票。
大家知道所谓的数字程控就是由一些与门、或门等门电路组合在一起,来完成控制的。成千上万的用户如何能俩俩通话,就需要大量的这些门来进行逻辑运算,而达到俩俩通话,早期的门电路芯片就那么几种,所以要完成万门网络的交换需要几十个二米高的机柜来布置这些电路板,正因为这样,所以世界上大而古老的交换机产品在那个年代,是需要几万人年才能完成设计的,一个万门交换机占机房面积能达到四、五百平米。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研究,当时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任何国内国外的交换机,把板子拔出来一看我们就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那怕你把芯片上的字抹掉,我们量量芯片角的连线也能知道是什么芯片。但芯片技术是日新月异的,当你理解了交换机原理和它们的网络拓扑结构,你就可以采用最新的芯片技术来实现,在93年已经有计算机软件支持芯片设计了,你把你的逻辑关系输入到计算机里,那么计算机就能设计出芯片,然后再到芯片厂家去定制,几十个机柜的电路板就被几十个芯片替掉了。所以越后研发的设备跟前面的一比,谁的东西好?一目了然。一年半左右,也就是九三年下半年,我们研发的用户和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都可以开局了。那个年代生产交换机的厂家有几百家,主要是小型用户机,邮电部开始控制入网证的发放,我们正好赶上邮电部最后一批数字机入网证。我也由项目经理提升为副总工程师,毛生江接替了项目经理,我们成功完成了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基本模块的研发与生产。
怎样用基本模块叠加出大容量的交换机,网络方案是有了,但大型的、实时的、多任务的操作系统没有,光逻辑上走得通也是没有用。因此我又招了一些搞操作系统的人员,这里边就有华中少年班毕业的李一男,我英语很差,在研发这条路上继续走会很艰难,而正在项目里做的老一批人员又抽不开身,而李一男是刚招进来,还没有进入项目组,李一男很聪明,虽不懂交换机,但操作系统这一块很强,我就把大容量交换机的构成思路写了一个完整的总体方案给他,并详细做了介绍。之后建议公司让他负责大容量交换机项目,我从此离开了研发转到了销售与市场技术支持,而李一男确实很能干,非常漂亮地领导研发出了大型交换机,公司凭借这一产品又大步迈上了新台阶。
在华为打拼杂记(四)——曹贻安
初入市场:离开研发来到市场部,我被任命为市场部副总经理,负责技术支持。这时空分局用交换机(电信局用的交换机简称为:局用交换机)的销售市场还没有打开,用户交换机在整个交换机市场所占比例很小,而如果电信局(现在称:通信运营商)这么大的市场打不开的话公司是不会有大的发展前途的。
因为公司一直以来只是销售用户交换机,一般是与宾馆、企业,政府机关打交道,人家不太懂技术。销售主要靠做关系,喝酒几乎是必须的。当时东北有个办事处主任在饭桌上客人要他喝酒,开始还行到后来撑不住了想拒喝,客人急了说喝下这瓶单就是你的,否则走人,没办法他只好喝完,结果出门就吐血。
在大城市局用的交换机都是引进国外大公司的,人家的交换机是跟据欧洲等发达地区设计的。放在我们乡镇里,电源不稳定,又没有防雷设施,肯定适应不了,所以给了国产局用机在农村电话网上一个机会。这样公司空分局用交换机就主攻农村电话市场,但电信局是靠通信吃饭的,大都比较懂技术,而且电信局是有传承的,网里的设备型号比较单一便于维护,而公司早期销售人员主要专长在做关系上,跟电信局的人相比不太懂技术,无法清楚地向客户阐明我们产品的优越性,致使当时公司的局用样机JK1000几乎都躺在各地的仓库里。
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各地做局用机JK1000的技术交流,当时负责培训部的孙亚芳买来一台幻灯片投影机,我用一个双肩包背着投影机和一些电路板,开始在全国各地做技术交流。我一个礼拜平均要飞两个城市,最多时一礼拜飞过四个城市,当然有些地方不通飞机就只能坐大巴去。现在公司搞一个技术交流会会有很多人来参加,那时候谁来参加你一个无名的个体公司的交流会,所以只能毎到一个地方就从仓库里面把我们的样机搬出来,到人家开会的地方,租一个会议室放到里面。他们开他们的会,有空的时候公司销售人员就拽一个进来,听我介绍一下。
空分交换机天生有缺陷,容量很有限,各省已经开始提出一步到位用数字程控交换机,所以我只能用数字机的一些慨念来模糊公司空分机的一些功能,并重点介绍公司产品在电源上如何能适应非常不稳定的乡镇电力系统,以及有很强的抗雷电能力。
我有次去哈尔滨的时候,办事处还没卖出一线JK1000,王成是办事处主任,他的工作重点还是用户机,王成安排一个销售人员配合我工作,我让销售人员跟着我去仓库里把交换机搬出来安装到开农话会的招待所里,然后就这么一个一个的拽来听我介绍,这个农话会开完,我们一走,办事处就卖了三千多线。那个销售人员从此成了我的粉丝。
因为我从事过研发交换机,而电信局的技术人员重点是在使用和维护交换机上,所以我到任何电信局去,总工们从交换机设计原理上来说是不会比我强的,我举个例子,有次我回到湖南办一个技术交流会,我去请省局管技术的领导来参加,他在长沙电信局工作时是去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卡特学习了一、二年,是长沙电信局引进国外交换机的主要功臣,技术上也是一流的,我去请他来参加我们的技术交流会,因为我在长电传真室时跟他很熟,他没办法地说:“我给你个面子吧,我去5分钟,坐一下就好”,我说没问题,你只要去一下,表示对我们支持就行,他来了坐在了最后一排,省局的总工程师倒是坐在了中间,我用他们最熟悉的西门子和阿尔卡特的电路板对比着我公司的电路板开始介绍,介绍到5分钟后该领导真的起身了,不过没走,是换到了第一排,他在我这里听到更多设计上他不了解的东西,我的防雷是怎么设计的,西门子的设备又是怎么设计的,我为什么强。所以他到最后散场都没有走。最后他说了句,“没想到你出去两年,进步这么大,厉害啊。”总工程师也说:"小曹你为我们湖南电信出去的人争光了"。
借着交流会的势头,我带着一个销售人员开始到湖南其它城市去做技术交流,第一站是衡阳,我们去电信局拜访管农话的科长,但被拒绝了,我们只好去他家拜访,当我敲开门后,科长很警惕的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当我报出公司名后,他非常气愤的说:你乱敲什么门?不能到办公室去找我吗?“啪”一声就把门关上了,我对销售人员说没关系,骂就骂两下,再等等。估计是觉得刚才的态度有点过分,科长又打开了门对我们说:明天到办公室来找我。第二天我们去到科长的办公室,还真接见了我们,我简要的介绍了一下,希望他能安排一次技术交流会,科长同意了。出来后我对销售人员说只要能有机会沟通上,我们就成功了一半,因为我做技术交流从来不会一上来就说我的产品如何如何好,我在交流中会观察对方在技术上的强处,我用你的长处来感觉我的东西好在哪里,只有当他佩服你了才会对你的产品感兴趣,负责培训的孙亚芳跟着我做过几次不同系统客户的技术交流,就发现我每次交流时说的重点都不一样,她的总结比较“不好听”:老曹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后来的技术交流会效果不错,他们考虑先试试我公司的产品。
说两个小故事,有次在昆明,我和昆明办事处主任徐小宝第二天早上8点要到云南大理开一个技术交流会,主任请了一个在部队工作的朋友帮我们开车,头天晚上9点我们仨开车从昆明上路,前半夜朋友开车,主任在边上聊天,我休息。近夜里12点左右车被拦下,朋友出示证件后我们继续上路,朋友告诉我们他们是在查毒品,并说他原来也参加过缉毒行动,有次在抓捕一名毒贩时,亲眼看到毒贩引爆炸药爆炸,他的一名战友来不急躲开而牺牲。听了这些我的睡意一下子全消,主动提出后半夜我来开车。夜色中我开着车在盘山公路上蜿蜒前行,黑灯瞎火的看不清周围,只是把方向盘不停地左转右打,觉着很刺激很兴奋,像在游戏里开赛车一样,一点也没有多想,他俩看了一会觉着没啥事也就闭眼睡觉了。我开了几个小时后,又换回朋友开车,大概在早上7点左右我们到了大理,吃了碗米线稍稍休息了一下,就开始了工作,一上午的交流会达到了预期目标,因朋友部队有任务,我们吃完中午饭就急着赶回昆明。这下白天我看清了盘山公路是什么样子,公路边是万丈深渊,不小心掉下去绝对粉身碎骨,我真为昨天晚上冒冒失失开车的行为后怕不已,再不敢碰方向盘,而当我说出我还没有驾照时,他俩也惊吓出一身冷汗。
另外一次是我和杭州办事处的小伙赶到舟山群岛的朱家尖,据说有个农话会在这里招开,这当然是我们推销自己产品的好机会。当我们跟饭店服务员打听时,人家告诉我们来晚了,会议已经结束参加会议的人员昨天下午就都已经离开了。工作是没得做了,但开会地点那么大那么平坦的无人沙滩我们还都从没见过,正好放松一下。我们在沙滩上开Jeep车狂飙,最刺激的是半边车轮在水里划出的巨浪,几乎有五、六米高,我们几个人轮流着开,不开的则坐在沙滩上看热闹。跟我一起去的费敏不怎么会开车,他不敢在水边开,而是在沙滩远离海水的地方慢慢开,但让我们惊吓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只见车突然一个转弯冲着海里开去,直到海水把排气管淹没了车才停下。我们几个人马上下水去推车,结果根本推不动,这下真觉着完蛋了,一会如果是涨潮这车肯定报废了!正当我们束手无策发呆时,却发现排气管露出来了,原来幸运的是处于退潮中,车子发动后加上我们一起推车,车终于退出海水,我们也吓得兴致全无,乖乖打道回府。
一年下来除了西藏和台湾,我穿梭在各城市的农话科,市场终于有了启动,JK1000卖得有点供不应求,还带出来一批能做技术交流的队伍。
空分局用机也只能蒙人家一阵,很快就滑下来了,这时数子程控交换机刚好项上,客户关系已经有基础,加上我们的数字机有很大优势,所以半年下来就能全面开花,这样公司有了相对稳定的销售产品,感觉好日子要来了。
在华为打拼杂记(五)——曹贻安
组建专网:公司把电信运营商以外的客户称为专网客户,像石油系统、广电系统、铁路系统、医疗系统、教育系统等等,之前公司没有专门针对这些系统成立销售对口部门,我提出成立专网部后老板同意了我的想法,这样我带着仅有的一个兵尚晋华来到北京,开始做专网销售。我们住进了北京饭店,两人像同性恋一样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记得在饭店后面的小巷里,每天都有一大姐在卖煎饼果子,一勺面糊,刮子转一圈,瞬间变成了薄薄的面饼,摊上鸡蛋,撒上葱花,抹酱,土豆丝,胡萝卜丝,生菜,最后放上油条,卷起,啧啧,好吃到爆,几乎成了我每天的早餐。冬天,北京的寒风裹着一身的凉意,走进街边的小店里,搓搓冻僵的手,大口大口垫吧着豆腐脑,特殊的味道温暖着身心,至今不能忘怀。
我们每天拿着本电话号码簿,一个一个的打电话去了解各系统都是哪个部门在管通信,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发现市场机会比较大点的是铁路系统和石油系统,因此我们计划先突破这两个系统。我和尚晋华主攻,同时又招了个小博士乔小平负责其它系统。小博士有个女同学强冬梅在某部委工作,常常在我们请客人吃饭时过来蹭一顿,有次吃饭包厢里有点歌机,应客人要求强冬梅唱了首歌,没想到她唱得很好,有那英的感觉,客人很喜欢听,之后就成了我们吃饭她唱歌伴奏。时间长了强冬梅最终也被我们动员辞去部委工作来我们专网上班了。
针对石油系统的工作,我们先来到了山东东营,这是一个因为胜利油田的存在而产生的城市,也是我第一次来到的油田,近距离见到磕头机还是很兴奋和好奇,据说这连到地底下去的无缝钢管有一千米左右,中国生产不出来,要靠进口,一旦打下去没有油就白瞎了不能再用。我少年时曾看过电影《创业》,讲述的是建设大庆油田的故事,是当时拍得很好的影片,印象深刻,由此对油田有些兴趣。油区很大,以井队为单位,所以一个油田的通信也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电话网,反而是东营市电信局的电话网不大,油田用的都是进口的交换机,有一些年头了,都需扩容。我们通过拜访了解后,先做了个新扩容组网方案,用的是我公司的万门机和基本模块二千门机来组网,当时公司万门机刚研发出来,还没有找到正式推出的机会,我们通过几次的技术交流会,又请油田的有关负责人来公司考察参观,最后,油田完整地采纳了我们的方案,也让我公司的万门机第一次经受了实际开局考验,整个过程我已记不太清楚了,让我唯一记住的是第一次技术交流会结束后我们请参会的客人吃晚饭,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到了山东,一坐下来,客人们就说请客的主人先喝三杯,我很豪爽的“咣咣咣”喝下,还没清醒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又说鱼头冲着你了得喝三杯,我只好又喝,忘了有多少名头多少轮,不一会我就被搀扶到厕所吐趴下了,几天没缓过来,这是我第一次喝醉酒,也是唯一一次,以后再也不敢那样喝酒了,他们也害怕把我喝过去,以后再吃饭喝酒都让我随意。
针对铁路系统的第一个动作是去拜访了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他当时刚调来北京不久,是运输总调度长,在他家里坐了一会,他很客气并告诉我们说:好像乌鲁木齐铁路局需要扩容交换机。尽管他后来犯罪了,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他对中国铁路建设是有巨大贡献的。
我们先来到了兰州,拜访了兰州铁路局,因该局暂时没有扩容项目,我们不做停留,驱车往西北去往玉门油田,走在长长的戈壁荒漠里,路很直很宽,但半天见不到一俩车,真真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风光。中间路过嘉峪关,看了这个由黄土夯筑的长城,城墙横穿沙漠和戈壁,向北8公里连黑山悬壁长城,向南7公里,接天下第一墩,是现代万里长城最西端,自古为河西第一隘口。再接着往西不远就到了玉门油田,玉门油田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口油井、第一个油田、第一个石化基地。油田往北不远是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但我们没敢去。我们停留了几天拜访了客户,做了一些交流,其间我们游玩了敦煌莫高窟,很不可想象在大漠里会有人长年在洞穴里画画,在鸣沙山第一次知道沙也能滑,而且是什么姿势滑倒都摔不痛,鸣沙山山项上的沙尖看上去像湾湾的刀刃,同样也很不解月牙泉在沙漠之中为什么永不干枯。还玩了骑骆驼,出发时是有人领骑,我们仨人的一个拴着一个排队在后面跟着,速度是骆驼正常的走路,回程时领骑的小伙把骆驼全放开,让我们一起比赛看谁的骆驼跑的快,开始还行我的骆驼跟着狂跑,一会就被拉下了,我着急就使劲踹它,它先忍着,等走到一块不是沙地的硬地时,它突然像在电视里看到的美国头牛比赛里的牛,狂跳着想把我从它背上摔下来,我吓得使劲抓紧它背上的铁环,保持着平衡,大约一分钟后,看甩不下我,估计也是跳不动了,才漫漫走回出发地,我也老老实实的不敢有大的动作,能安全回来已觉着万幸,从骆驼上下来要付钱时才发现钱包没了,敢快又骑在小伙身后往回找,还真在刚才它狂跳的硬地上找着了,那个年代游客不多,如果是现在估计就找不回了。之后我们再北上来到乌鲁木齐。
初到乌鲁木齐被正在下的大雪所吸引,但很奇怪这里的雪不是雪白的,而是灰蒙蒙的,感觉到处都是脏兮兮的。同样经过二个多月的努力我们把万门机引进了铁路系统,同时我们还开车去到了克拉玛依油田,在路过沙湾县时我们停下来品尝了有名的大盘鸡,边吃边听传说。到克拉玛依后,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克拉玛依友谊馆的那场让领导先走而活活烧死和烧伤众多孩子们的大火旧址,当时在街上还能看到被火烧伤的人。
另外小博士也不错,把中原油田的项目拿下来了,还有就是何志强负责的煤炭系统也拿下一些项目,一年的专网开拓,我去过很多的油田和矿山,我们销售超过了一个亿,人员也从三人增加到近二十人。
凤凰与鸟:公司早期有一种文化,我们私下称为胖子文化,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当公司还很小时,老板就说我们会是中国的三强之一,我们当它是笑话;当我们真成了国内三强时,老板又说我们会是世界上三足鼎立的一足。在这种文化里公司的销售目标最初往往让你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我们说是打肿脸充胖子,但一年下来还真长成了那样。所以我们专网第一年完成了一个多亿的销售后,第二年公司给我们专网的任务是要销售五十个亿,这回脸打得太肿我不想玩命了,只好辞去总经理一职,去组建了投标办。这时公司的销售不是原来的小打小闹了,而是能够参与一些大项目的投标活动,所以有一支专业的投标队伍是必要的。
公司实行员工持股机制,在你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地给你增加股份,几年下来你所拥有的股票数使你到年底分红时分红所得已经远远多于你的工资收入,所以当你年纪大了干劲不足了,你可以把位置让给更有冲劲的年轻人去闯,而你早期的奋斗成果还能让你继续享受红利,所以在公司,你的职位上上下下很正常,没有觉得下了就难为情。而专网市场已经被我拱开,要把一个市场从没有到打开是最难的,一旦拱开了,优质的产品再加上公司强大的售后服务,销售就能很快放大。接我班的丁少华很不错,第二年完成了二十来亿的销售。
九六年公司搞了一次市场部大辞职活动,口号是“烧不死的鸟是凤凰”,在辞职大会上辞职下来的市场部总裁毛生江念了一篇稿子。我属于落后分子所以在下面看热闹,最后主持人问:“还有谁愿意自由发言的吗?”我就上去了。我说:"50亿我完成不了,所以我主动下来,我不是凤凰,我是属于鸟,烧死了。但是我觉得我能做好技术支持工作,我下来后跑到北京书店,一口气买了一千多块钱的书,把重点放在技术交流与投标上。我现在去任何一个办事处,办事处还是很欢迎我的(底下掌声一片)。所以我被烧的唯一体会,就是党叫我干啥我就扎扎实实的干啥。"会堂里又哄堂大笑,我也享受着掌声乐滋滋的下来了。
在华为打拼杂记(六)——曹贻安
公司早期并没有精力做海外市场,国家领导人来公司考察时,认为公司的产品很好,建议开拓海外市场,并在参观现场给外经贸部部长打电话,建议国家用高科技产品做为援助物资。但再穷的国家通信公司是很有钱的,都是被国际大公司给垄断,就像当年我们中国老百姓申请一部电话需五、六仟块钱,还得排队或靠走关系一样,每个国家的电信公司都很牛。所以尽管国家出钱买我们的设备免费送给一些穷国家,这些国家的电信公司也不要我司的设备,只能放在政府机关等事业单位,进不了该国的核心网。
尼泊尔境内有很多的藏民,政府希望尼政府能稳定和管理好这些藏民,每年都会提供一些援助给尼,尼通信公司希望能援助通信产品,但必须通过招标来选择公司,这是一个比较好能进核心网的机会,我司知道消息后即由我和一位技术人员来到加德满都,这是一个走三、五步就能敬拜菩萨的城市,也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什么宗教都能和平相处,甚至在同一个庙里有不同宗教供奉的菩萨。我们通过使馆的介绍认识了当地的一个代理商,他与尼皇室有亲戚关系,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他能唱能跳,曾经还拍过电影,有一位很漂亮的太太,在他的安排下我们很快就跟通信公司做了技术交流会,也分别宴请了很多的技术人员,他们对我司产品很认同,并安排了一行数人来中国参观考察了我司,我信心很足感觉这次有希望中标,一个多月后需要政府递交标书了,外经贸部副部长带着一行人来到了加德满都,下榻在我们住的同一酒店,我通过使馆申请见副部长一面,汇报我司一个多月的工作情况,但被拒绝,我只好等在酒店大堂,当副部长出现后我迎上去说能给我一分钟时间听我简单汇报一下吗?结果被部长秘书推开,之后他们搬离了这家酒店,使馆的人告诉我说你别费力了,该副部长与上海某公司的老总是同学,最后副部长亲手把上海某公司的标书递交给了尼方,之前我们认识的专家和朋友很遗憾的表示他们只能选这家公司的产品,因为有你们政府的补贴,辛辛苦苦白忙了一个多月,就这样被从未派过任何一人来尼的公司拿走了。所以靠政府这条路我们走了一段时间,对于公司开拓国际市场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公司开始派人去各国做市场。
从尼泊尔回国我选的航班是飞拉萨,飞机起飞后不久,空姐就告诉我们飞机的左边看到的是珠穆朗玛峰,之后飞机开始绕珠峰一圈,很有意思,头一次碰到民航客机像观光小型飞机一样绕景点飞的,并且我刚好是坐在靠左边窗子的座位,赶紧用像机拍了不少照片,一小时后飞机就飞到了拉萨。很不幸的是我在尼买的一把很漂亮的藏刀被海关给没收了,不过坐在机场大巴上,看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壮观的雪山还是让我忘却了烦恼,拉萨是我从没去过的城市,我住进了拉萨迎宾馆,刚到拉萨还没感觉到高原反应,很兴奋的立刻就去爬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绝非浪得虚名,单纯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布达拉宫和故宫一样都是建筑和艺术领域里的精品,它们达到的高度后世很难超越。更何况,那里充满了信仰与虔诚。 到了晚上,高原反应来了,睡不着觉,一躺倒就觉着头胀痛无比,并且还不知道有吸氧这一说,一直只能睁着眼睛到天亮,草草吃完早餐就赶往机场,找最早能离开的航班离开了拉萨,就这样结束了我第一次的西藏之旅。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比较穷的非洲中部国家,该国国家电信公司有一个投标项目,我司通过招标信息了解到后,又由我带队前往参加投标活动,队员有公司海外巿场部的张贯京、一个财务人员、一个投标办人员,除了投标办人员我了解外,其他俩人我都不熟悉。初入埃塞我们住进了亚的斯亚贝巴最好的希尔顿酒店,酒店周围你可以看到躲在树丛里荷枪实弹的士兵,亚的斯几乎所有建筑你进入时都要搜身,放眼看去街道破破烂烂,整个国家感觉没有什么工业,好像矿泉水都要进口,青菜也很硬,吃起来费劲。但张贯京英语很好,喜欢国外的生活,如鱼得水一样,一有空就到酒店大堂跟冲咖啡的小姐聊天,乐此不彼其乐无穷的样子。
亚的斯大街上能看到不少西方通信设备公司的广告,开始我们自己通过电话联系通信公司, 但没什么效果,人家没有听说过我司,不见我们,我们只好寻求使馆商务处的帮助,商务处一个二秘很热情,九七年中国公司出国人员受报销的限制,住的条件不太好,能省则省,节约的钱回国能买个电视什么的,所以很少有人能住希尔顿酒店,他挺有意思,碰到其它国家使馆人员会主动的说我有朋友住希尔顿。通过使馆的安排,我们有机会去拜见一个与商务处关系很好的部长,去见之前,我安排张贯京给我当翻译,他曾地跳起来说:我堂堂清华的硕士,张口能说,提笔能写,给你当翻译?其他俩人英语一般,没办法我只好说:你看着办吧。见到部长后果然他不理睬我,叽里呱啦跟部长说了半天,部长一直毫无表情的听着,最后用中文说:很不好意思,我不管通信这一块,帮不上你们的忙。原来这个部长在中国读过书,是北京大学的博士,中文很好,我终于有机会施展我拿手的东东了,这回我叽里呱啦一通后,部长很快就帮我们安排了一个酒会,请了管通信的部长参加,洒会中通信部长帮我们敲定了与通信公司搞一场技术交流会。交流会是在酒店办的,效果不错,张贯京也服气了,并非常专业的当了一回翻译,通信公司邀请我司参加投标,并决定安排公司高层和专家到中国来参观考察。有资格投标,财务和投标办人员就有事干了,但没几天我全身长包,很痒,我到酒店的商店里花了九十美金买了条美国产的游泳裤(没有当地产的卖),然后躺在游泳池边晒太阳,希望能用阳光消毒止痒,但没什么用,只好麻烦二秘带我去一个俄罗斯人开的医院看病,等了好半天终于轮到我看了,刚一进门,医生就让我别动,通过俩翻译(中翻英,英翻俄)了解了我的病情后(估计不是传染病),才让我走到他跟前看了看,说是水土不服,打几针吃点药就行,到打针室更惨,一埃塞老太太,让我把裤子脱了,然后一边打针一边用手擦鼻涕。回到酒店越想越恶心,第二天还是奇痒无比,但又不敢再去打针,只好在当天晚上坐飞机逃回了国。张贯京则留在埃塞二个月,基本完成了投标任务,又同时把办事处也建立起来。
南非原是一个殖民国家,贫富差距很大,据说白人统治时期,晚上六点以后黑人是不允许进入白人区,如果进入白人可开抢打死黑人,所以富人区的房子很漂亮,也不用砌围墙,但黑人解放后,围墙就砌了起来,并且越砌越高。而黑人区就是另一翻景象,在约翰内斯堡的维多利亚湾里住着十万左右的黑人,放眼看去是一大片的铁皮屋,据说是解放后在一夜之间拆掉了所有公交车站的顶棚后盖的。给这些贫民窟通电通电话是新政府的任务。我有幸随商务部部长带领的企业团访问了南非,行程安排里有两个活动是为企业的,一个是南非电力公司与中国电力公司签订合作项目,价值有几亿美金,一个是南非通信部长带队与我们进行技术交流,这次活动很爽只干了一天工作,还认识了南非通信公司的高层,其它十几天都是陪同游玩,在比坨参观了总统府,在德班见识了酒吧的无上装服务,在开普敦晚上天黑前跑入了满沙滩上在晾干身子的小企鹅堆里(几年后我再去到那里已经有隔离带,只能远远的看了)。之后随我一起去的海外市场部的邓涛就留在了南非,开始组建南非办事处,他也成了办事处主任。
在华为打拼杂记(七)——曹贻安
九八年下半年我被派往拉美地区负责开拓市场,我带着几个小伙子来到巴西圣保罗,这次是住在一个小宾馆里,圣保罗的物价比中国贵很多,同样吃碗面在中国十块钱,在圣保罗也是十块钱,但当时的巴西雷亚尔跟美金一样大,宾馆边上有一家台湾人开的自助餐厅,东西挺好吃的品种也很多,很便宜每餐大慨五、六块雷亚尔,但餐馆只开中午一餐,早晚都不开店,下午三点以后店老板就去健身等活动,但店老板一家人都很好客很热情,我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这样我们在中午吃完饭后可把晚餐也点好,他们会单独给我们做一点,价格也与中午的价格差不多。有次晚上吃完饭,店老板开着车拉我们去见识圣保罗的夜生活,先开到一条街,街名记不住,街边上偶尔有衣着时尚且比较暴露的美女向车子招手,但店老板告诉我们这条街的美女你带走后会发现有多一条东东,是男扮女装,而当车子开到另一条街后,美女们的穿着打扮确非常保守,这时店老板介绍说这些是真妓女,之后就带我们去到一家夜总会,说是夜总会实际上是一家妓院,里面花样很多,喝着各种小酒,有很棒的DJ,眼花撩乱的脱衣舞表演,甚至还有男女真人秀,有很多美女在眼前穿梭着,看中了就可带上二楼房间,店老板问我们要不要试试,我们那有这贼胆,看了一晚上热闹痒痒地回宾馆了。
巴西并不是我们先去,在我们去之前巴西已经有公司的办事处,据说是老板来巴西时把随去的女翻译刘学敏给留在那里,因她原来在深圳大学是教英语的老师,不太懂技术,公司又派了一个搞研发的技术人员去了,他俩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又生活来又办公,我怎么看都不像是办事处,我安排他们找办公室,几天后他们还真找了个房子要我去看,我们来到一个街边的写字楼,电梯上到项层出来后并没有到,还得爬一个只能容纳一人通过的转圈铁楼梯上去,加层只有一百多平米,但确要每月六千雷亚尔,差不多当时的五、六万人民币,这那行,只好建议他们去稍偏一点的地方去租别墅,很快他们就找了几处别墅让我看,我选定了一处后,终于感觉像是一家有正规一点办公场所的公司了。
来巴西后他俩接触不到大的通信运营商,只联系上一个搞通信传输的小公司,通过几次的交流,该公司同意派人来中国考察参观,我陪同该公司的两个技术人员回到中国,因为他们很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所以我首先让他们在北京落地,爬长城,看故宫,让他们先感受到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再去到上海,让他们知道中国有这么大的经济贸易之都,之后再到深圳让他们了解一个小鱼村怎样在二十来年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同样也让他们吃惊只花了十年时间我们从一个几人的小公司到现在能追赶世界巨头的大公司。这一趟效果是很好,但回巴西后,该公司也只是让我们有资格参加投标,能不能给我们这么个小项目还很难说,毕竟能做出决策的大头门还不了解公司。
巴西气候宜人,绝大部分地方属热带气候,四季温暖,非常适合各种水果生长,因此,任何季节都有大量水果上市,而且物美价廉。有次我在水果摊买水果,看到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向摊主要水果吃,摊主给了个有点烂痕的苹果,结果人家不要,摊主只好给了个完好的,你看巴西自然环境多养人,要饭的都挑三拣四。
九八年的世界杯,也让我们见识了巴西人对足球的狂热,巴西的小组第一场比赛时,大街小巷里空无一人,巴西赢球后,大街小巷里瞬间就挤满了奇装异服载歌载舞狂欢的人们,也让我们见识了拉美人的开放与激情。
很快我们就组织了公司参加了南美最大的通信展,公司租下了一个很大的展区,派了几十个人来,各产品线分别讲解各自的产品,我们忙着接待客人。这次参展收获颇多,认识了南美很多的电信运营商,这比我们原来上门拜访,人家却不怎么搭理我们强多了。通过大形展览全面的展示公司的产品和实力这种方式,在海外更快捷,更有效,更能让老外接受。结束后公司又留下了一些产品线的技术人员,我们的队伍也扩大到六、七人。我们把展会上认识的人做好回访计划之后就开始一一拜访。
我们最先去的是巴西利亚,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巴西利亚的主要建筑物国会、总统府、最高法院、外交部、司法部、总统官邸、大教堂等,皆由建筑师奧斯卡·涅梅耶尔設計,它们的特点是线条简单大方,大都建在水池之上,色調都是白色,建筑四周支柱均呈立式几何三角板形,別具一格。 从居民区和行政区的布置到建筑物自身的对称,巴西利亚常被比喻为鸟的形状。表现出城市和谐的设计思想及惊人的想象力。
在巴西利亚有天我独自一人去打高尔夫球,在球场认识了台湾商务组组长,职务相当于中国的商务参赞。他很热情,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他家别墅不是很大,但挺整洁舒适,他太太很年轻并已有几个孩子,他告诉我们说在展会上知道了我们公司,觉得很了不起,原来没有见过中国企业在通信领域有作为,包括台湾、香港在内。所以能认识我们很高兴,我当时在想,我们的言行还受到了台湾的关注,不会有什么事吧。之后我们拜访了中国的商务处,这是一个靠湖边的大别墅,商务参赞和工作人员都工作和生活在别墅里,这与台湾不一样,人家是工作地和住地分开。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贫富悬殊,社会比较乱有众多黑社会和毒贩,小偷抢劫也多,晚上六点以后大街上很少看到人。
我们拜访客户的空隙抽空看了圣弗朗西斯哥科教堂,建于1567年,是哥伦比亚最辉煌、最美丽的教堂。教堂内悬挂着哥伦比亚著名画家瓦斯克斯、菲盖罗阿和厄瓜多尔画家米盖尔·德圣地亚的作品。
波哥大以北约45 公里的西帕基拉小城附近,是一座地底下的罗马天主教堂,建在地面以下200米处的一座盐矿内。盐教堂的正门依山而建,不像一般教堂那样有着纷繁复杂的装饰,远远望去其貌不扬,待走进去后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尽管很漂亮但我还是有种阴森森的感觉。
第三站来到秘鲁的利马,因为秘鲁对中国比较友好,持中国护照的公民去秘鲁不用签证,所以在利马能见到很多中国人和中国人开的店,在酒店的附近有一家中餐馆,是一对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夫妻画家开的,这对画家来利马办画展,画展没办成,但开成了餐馆,我去库房看了他们办画展的画,很不错,真有点可惜,画已经几年不画了,天天在餐馆忙得不亦乐乎。
利马的大街上有很多赌场,有次在老虎机前我们小伙之一杨宽往里放币一拉,钱币花花的出来,他吓的赶紧换到边上一台老虎机,工作人员过来后问他是他中的吗?他直摇头,工作人员等到机器吐空自己所有的钱币后收走了,就这样一次发财的机会以杨宽死活不承认而破灭。还是和杨宽,我俩去看纳斯卡线条,是要乘坐小型观光飞机,忘了是多少钱了,从出发到回来要飞行四十五分钟,他嫌少说能飞一小时吗,人家说不行。上飞机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他和其他俩游客坐在后面,当飞机起飞到平稳后,飞行驾驶员让我操作,我把副驾的操作盘往上拉飞机就往上飞,往下一推飞机就往下冲,往右一打飞机就倾斜着往右飞,这时杨宽说话了:大哥能飞稳点吗?我回头看他发现脸开始发白,估计受不了了,我们草草地看了一下就返航,一共不到三十分钟,下来后他狂吐完后在路边长凳上躺了有半小时才缓过劲来。
到秘鲁我们只是拜访客户,当时只是想了解情况,再决定是否建办事处,秘鲁主要人口都在利马范围内,其它城市规模都不大。
第四站我们来到智利,这是一个长条型国家,号称丝带国,横跨38个纬度,地理和气候都复杂,有很多火山,并且地震多发,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还在冒着烟的火山和瓦尔帕莱索海边黑白礁石上爬满晒太阳的海豹。也买了些号称海拔四千多米挖出的蓝宝石,不过感觉还是有点上当,不怎么好看。
在首都圣地亚哥我们开展了工作,智利总共一千多万的人口,因为比较富裕所以通信市场还是比较大,当时公司重点是在有线通信网络上,而西班牙电信是智利最大的运营商,所以在拉美走到哪里都是在跟西班牙电信打交道,公司也是在99年开始在智利设办事处。
拼搏至南美大陆,我已生倦意,非常渴望家庭温暖,迷茫中我想起几年前去崂山找道士算命的事,当时道士一会掐掐指、一会相相面、一会翻翻书,折腾了半个小时后告知我:你一生中到四十岁之前是奔波劳碌命,之后会过着安稳的生活,比较有钱,不过这是依靠着你的太太。因此在年底临近圣诞假时,拉美人近一月不好好工作期间,我未经公司批准,把手机一关直奔机场回到了深圳。
我在公司近八年的时间里被老板严厉批评的有三次,一次是在九五年我在北京负责专网时,有个公司领导要去内蒙出差,想要我们司机开车送她去,我不乐意就自己把车开走了,当时公司是不允许员工私自开车的,所以罚了我一个月工资近九千块钱,并在公司帖出公告。还有一次是在投标办,我是主管,写具体的标书有专业人员去做,我比较闲,所以我常常上班时露个脸就去离公司不远的高尔夫球场打球,深圳的太阳很历害,一段时间后我晒的跟黑炭似的,球技也到了单差点,有天老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要我在黑板上写检查,我一共在黑板上写了五条错误及今后保证改正之类的话,然后我俩各自站在黑板的两边,他让秘书拍成照片发到了公司各办事处,说是杀鸡给猴看,让其它人引以为戒。最后一次就是这次没经公司批准就从巴西回深,不过这次我写的不是检查,而是辞职报告。不是因为对公司不满,而是当时公司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夫妻俩人只允许一人在公司工作,我放弃在海外的奔波,正如道士算的一样,我决定跟我女朋友陈黎芳结婚,一般都是一结婚女方就离开公司相夫教子去了,而陈黎芳比我能干多了,所以我结束了在华为打拼的工作,从此过上了相妻教子的家庭主夫生活。
后记
因华为前员工刘平等后辈在写书时把我写成如:生产线上的工人,初中文化等等。所以我在国外陪儿子读书时闲的无聊,就花了一段时间写了这些杂记,当时两天写一段,然后在美国的华人网站《文学城》上发着玩。有网友留言:曹贻安是和郑宝用,李一男一个层次的天才。陈黎芳看后笑着说:你比他们厉害,因为你找太太的本事比他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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